据法制日报报道，新律师法6月1日实施以来，盘点该法的诸多亮点，最能立竿见影的条文，莫过于该法第33条之相关规定，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不需批准不被监听。这样的法条规定破解了律师工作的“会见难”。
　　“会见难”是律师工作的一大难题。曾几何时，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或其近亲属的委托后，艰难的会见申请、繁琐的会见手续和不固定的会见场所，常使律师手足无措。
　　为了破解“会见难”，新律师法有了突破，第33条规定，在侦查阶段，律师可以不经侦查机关的批准，直接凭律师执业证书、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，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。
　　为了防止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流于形式，新律师法第33条还明确规定“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不被监听”，这将使“会见权”更有保障。
　　新律师法实施一周之际，记者走访了一些律师，看他们在最近一周的执业中，对于该法第33条之规定，有何感受和体会？

　　北京：看守所在等“新办法”
　　6月2日，新律师法实施后的第一个工作日，不到半个小时，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许兰亭律师即完成了计划中的“会见”，他没能会见到已经委托他了的犯罪嫌疑人。
　　一个星期下来，许兰亭和他的律师同行们交流的结果基本一致，仅仅手持6月1日起实施的新律师法第33条规定的“三证”，即律师执业证书、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，律师们多数没能会见到委托了他们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。
　　据了解，目前凡处于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案件，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，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、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，至预审处接待中心办理相关的申请手续后，在一些看守所即可于当日会见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。
　　据知情人透露，律师们普遍感觉的“老样子”主要源于大部分看守所在等“新办法”。按照老的分类办法，涉密案件需主管局长审批，非涉密案件基本上可以做到立即申请立即安排。“因为根据新律师法，应该讲是不区分涉密与非涉密的。”
　　目前，仍然沿用老办法的还有，必须有两个以上的律师才能会见嫌疑人，“估计日后会有所改变”。
　　除了公安系统外，看守所还面临部分检察院自侦的案件，“还没有了解到检察院计划如何操作”。
　　部分看守所已经接到了法院的反馈，“法院那里反馈给看守所的信息是凡已经法院受理的案子，均可以无任何条件地立即审批、立即安排会见”。
 
　　云南：不要指望立竿见影
　　6月3日，云南禄劝县的李律师和助理一起到某看守所，会见他代理的一起诈骗案件中的在押嫌疑人。当他按相关要求提交证件后，看守警官只让他一人会见，不让他与助理一同会见，理由是他的助理是实习律师。“怎么过去遭遇的情形又出现了！”李律师不解，他说，新律师法并没有规定，律师会见不准带助理。
　　云南省昆明市的林律师表示，新律师法只规定了律师的会见权和监所不被监听权，但是并没有明确规定，如果侦查机关或羁押场所侵犯律师的会见权和监所不被监听权，律师应当通过什么途径维权？相关部门应当受到怎样的制裁？走访中，大多数律师认为，指望新律师法规定的“会见权”一时解决律师工作的“会见难”问题，是不实际也不客观的，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。

　　河北：律师碰了“软钉子”
　　6月2日，河北邯郸极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谷守太，来到邯郸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，准备在当日会见羁押在该所的一名犯罪嫌疑人。按照相关规定，他随身携带了律师执业证书、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。但让谷律师始料未及的是，当天他碰了“软钉子”。
　　谷律师被看守所的民警告知，“他们并不知道办案单位是否需要派员在场，须向市局监管处请示”。当日，谷律师等来等去，看守所的大门并未向他打开。
　　后来，记者联系邯郸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，该所所长陈乃良针对此事表示，谷律师对相关法律的理解似乎有失偏颇。他认为，新律师法的相关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不冲突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，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，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。看守所并不一定了解全部案情，看守部门既要保证律师的相关权利，保障嫌疑人的权利，同时也要对办案机关负责。
　　对于看守所的做法，邯郸市律师协会一位负责人表示，按照新律师法第33条的规定，办案单位没有派员在场的情况下，接受委托的律师可会见犯罪嫌疑人。因而，该看守所以“对办案机关负责”为理由不允许受委托的律师依法会见犯罪嫌疑人不符合法律规定。